■ 本报记者 李娇俨
茅盾文学奖得主柳建伟沉潜二十载，以长篇新作《钱塘两岸》重磅归来。
全书计划出版四卷，总篇幅约百万字，此次问世的是第一卷。作品以钱塘江两岸几大家族的命运浮沉为主线，时间横跨1937年淞沪会战至1955年浙江全境解放，铺展出一幅气势恢宏的历史长卷。
一位河南籍作家，为何要将目光投向千里之外的钱塘江？在这部倾注二十年心血的作品中，他寄托了怎样的历史思考与文学理想？对于这部聚焦浙江大地沧桑巨变的史诗之作，浙江本土作家们又有着怎样的解读？
近日，柳建伟与浙江文学界的两位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浙江省作家协会原主席黄亚洲，以及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江南》杂志社主编哲贵对话，带读者走进钱塘江岸的风云激荡中。
一座大桥通古今
记者：作为一位河南籍作家，您为何选择钱塘江两岸的故事作为沉潜近二十年后的创作主题？
柳建伟：当我系统学习了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后，就把自己的梦想清晰设定为：为中国写一部向《战争与和平》和《静静的顿河》致敬的长卷式作品。
展开剩余84%寻找写哪里、写什么的过程，相当漫长。直到2006年初夏，浙江籍大导演谢晋约我写一个描绘钱塘江大桥传奇历史的电影剧本。在西湖边，我们进行了多次探讨，我提出，可以从茅以升的个人传记延展至更广阔的历史叙事。没想到，后来谢晋导演突然离世，电影项目就搁浅了。但这个未竟的约定，却让我最终找到了此生最想完成的创作——一部反映中国从抗战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长篇小说。
记者：《钱塘两岸》为何以抗战时期钱塘江大桥的修建与炸毁的传奇经历为重点？
柳建伟：1935年，钱塘江大桥动工，当时日本已侵华。这个时间节点决定了这座桥的命运注定不凡——修造途中，它遭日军空袭轰炸；仅竣工89天后，为防资敌，茅以升亲手炸毁了这座桥梁；抗战后期，日军将它草草修复通车后，浙东游击纵队又设法炸了三次大桥……1949年杭州解放后，人民政府正式启动修复工程，1953年，钱塘江大桥才彻底修复。书中人物的命运，也和这座大桥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
记者：钱塘江不只是一条江，更是一部流动的历史。黄老师，在您看来，《钱塘两岸》的史诗性创作对浙江有何意义？
黄亚洲：柳建伟用这部作品，搭建了一个连接历史与当代的“文学之桥”。
我始终怀有一个夙愿，期盼能有一部全景式展现浙江历史厚重感的文学作品问世。这期间，我们多方努力，也曾与艾伟同志探讨，能否特邀具扛鼎之力的作家来浙深耕。毋庸置疑，浙江省作家实力不俗，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便是一例。它从茶这一行业视角切入，独具匠心，但毕竟还是从特定行业入手的作品。当柳建伟的《钱塘两岸》完成时，我深感欣慰，长久以来的期待终于实现了。
用文学致敬浙江
记者：您的创作倾向于驾驭宏大的时代主题，为什么您青睐“史诗性”的叙事结构？
柳建伟：在中国的文学观念中，“载道”和“言志”一直是主流。巴尔扎克讲的“小说是民族秘史”的观点，我也很赞成。我开始写长篇小说时，自然而然对题材的“史诗性”情有独钟了。《钱塘两岸》就是在这种理念和追求的引领下，开始构思创作的。
近二十年，为写这部作品，我借助三十余次出差浙江的机会，对浙江特别是钱塘江两岸，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入了解。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浙江书写了伟大的历史，我想用文学来致敬伟大的浙江。
记者：可以说，浙江的抗战历程，是全国抗战历史的一个缩影。您认为浙江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独特性，具体体现在哪里？
柳建伟：仅以抗战时期为例，钱塘两岸在此期间经历的丰富性、深刻性和代表性等方面都是不可比拟的。
为了写这本书，我踏访了抗战时浙江省政府金华永康办公处和设在西天目山禅源寺的省政府江北办公处，深入了解了抗战期间浙江军事、政治和经济形态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恰恰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无限可能。
举个例子，在浙东游击纵队控制的区域里，有区域性流通的纸币，还有税收。在上虞，我还参观了一个当时游击纵队开办的纸烟厂的遗址。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组织兴办兵工厂等提供战时物资的各种工厂，在华北八路军根据地有不少。但像浙东这种办纸烟厂的，我从未见过。这些小事都能证明，当年浙江抗战的独特性。钱塘江两岸从1937年至1955年的风云历史，也为我的这部作品，提供了完整的结构框架。
记者：《钱塘两岸》这部小说已在《江南》杂志上刊载，让许多读者重新回到当年的历史现场。作为《江南》杂志主编，同时也是作家，您觉得《钱塘两岸》是如何带来身临其境之感的？
哲贵：小说的魅力在于虚构，但卓越的虚构必深植于真实的土壤。在《钱塘两岸》中，这种真实体现于两个层面：其一是不可动摇的历史骨架——第一卷严格对应1937年8月14日至12月24日这130多天的史实框架；其二则是充盈其间的历史肌理，尤其是关乎日常生活的细节。对于一位书写八十年前异乡故事的作家而言，只有通过扎实的考证，才能使故事饱满而可信。
试看书中对浙江特色食物“霉千张”的描绘：自咸鲜的宁波、追求“怪味”的绍兴，至口味稍重的杭州，乃至近苏沪而味趋清淡的嘉兴、湖州，各地风味偏好如何细微地影响了“霉千张”的发酵时长与工艺。这些极具地域性的生活知识，如果不是通过经年累月的田野调查与深切的生活融入，作家就很难精准捕捉。说来惭愧，身为浙江人，我通过这部小说才真正了解“霉千张”的制作奥秘。正是对真实历史的敬畏与深耕，赋予了虚构叙事不容置疑的重量。
笔墨深处有重量
记者：文学如何表现民族伤痛，是一个深刻的美学课题。在《钱塘两岸》中，这种宏大的历史悲剧，是如何通过具体人物的命运，特别是主角叶紫嫣这样的女性角色，进行具象化与象征化表达的？
哲贵：《钱塘两岸》平衡了情感与理性。小说女主人公叶紫嫣被描绘得如白玉无瑕，花朵初绽。我相信建伟老师在这个角色身上投注了诸多情感。但成熟的作家不能任由自己的情感流淌，建伟老师选择了让美经历淬炼，用理性的视角处理人物。当这个纯洁的生命遭受侵略者玷污时，作为读者我心如刀割，却正因这种痛楚，她完成了蜕变。
这不仅是情感投射，更是理性抉择。破碎的美在苦难中重生，让这个人物成为危难时代中国人的缩影——在近乎灭顶的灾难里，如何挣扎出新生。
记者：在这部小说刊载过程中，有哪些细节让您感受到文字的力量？
哲贵：收到24万字初稿的小说，因为杂志容量所限，我请求建伟老师删至20万字，限期一个礼拜。没想到第六天清晨，修改稿已静静躺在邮箱，恰好20万字，不多不少。
这不只是对杂志的信用，更是对文字的虔诚。他把这份信守承诺也通过文字传递给了读者。
记者：好的创作，是冷笔写热肠。《钱塘两岸》中运用了大量精炼而富有张力的对话。这种偏戏剧化的笔法，为这部历史题材作品带来了怎样的艺术效果？
黄亚洲：柳建伟的编剧功底，为《钱塘两岸》注入了鲜明的叙事特色——大量运用对话推进叙事。这种手法不仅营造出强烈的现场感，更成为剖白人物内心世界的利刃。
尤为可贵的是，他借助对话，精准捕捉并呈现了危难之际浙江民众复杂的社会心态。例如，书中对小商贩群体的刻画入木三分：面对日军压境，有人举家逃难以求保全，亦有人权衡利弊，在恐惧中夹杂着一丝侥幸，试图在乱世夹缝中维持生计。这种对人性的深刻揭示，在许多同类作品中实属罕见。
柳建伟：写《钱塘两岸》是从现实题材转向战争和社会大动荡题材，可展示的生活广度和可开掘的人性深度完全不同。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才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道路的正途。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时代蓬勃向上，永远能支撑伟大的文学艺术创造。同时，能完成这种伟大的文学艺术创造的必由之路，必然是现实主义的创作之路。
除题图（钱塘江两岸风光）由视觉中国供图外正规配资十大排名，本文其他图片均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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